◎任凡
类型片是有套路的，大家都知道也买账。比如第一幕要在30分钟之内结束，主人公要在电影中段面临一次选择等等。电影工业成熟到一定程度，这些都是可以计算的。但是，对于电影主创来说，计算归计算，一定不能算计。算计的心思一旦融入电影，很容易被看出来，给观众造成不那么舒服的观影体验。遗憾的是，《误杀2》就是一部比较典型的，经过精心算计的电影。
确立电影的核心表达，围绕表达编织线索，建立主人公行动，设置合情合理且不落俗套的反转，这些都属于计算的范畴，是最考验主创功力的。可以说2019年的电影《误杀》基本上较为圆满地完成了上述一系列动作，得到了观众的认可。那么到底什么是算计呢？简单来说，计算就是把功夫下在“我该怎么做”，而算计则是时时刻刻在揣摩“你想要什么”。
《误杀》就像它的片名一样，误打误撞成了疫情前最后一部小爆款。而《误杀2》好像从立项开始就特别谨小慎微，生怕哪一点没做好就丢了这个IP携带的脆弱的流量。第一部是翻拍，第二部也翻拍好了，安全；第一部是在泰国的华人故事，第二部也这样吧，安全；第一部是讲一个绝望的父亲挺身而出保护家庭，第二部也不能变，安全；第一部还突出了草根对权力碾压的奋起反抗，这是大卖点，绝对不能丢。第二部到底误杀了谁？管他呢，这不是第一部的卖点，不重要。
看过媒体对本片编剧和导演的专访，三个小伙子热情洋溢地回顾了他们的创作历程。可我怎么看那都不像是在创作电影，更像是执行文件。第一部的光环就像是一个“文件”，不仅限定了基础，也框死了方向。
《误杀》的故事焦点是肖央扮演的父亲如何利用自己的电影知识巧妙做局，将所谓上层社会虚伪的大人物们玩弄于股掌之中。电影的核心就是这个局，以及它制造出来的草根戏弄权贵的快感，所以这个局必须足够巧妙。
到了《误杀2》，仍旧由肖央扮演父亲，其职业索性被设定成更为善于做局的编剧，就连大反派都继续沿用了上一部的姜皓文扮演，一切外延都模仿得滴水不漏，可是最重要的那个“局”去哪了呢？依靠神神叨叨的剪辑和肖央异常卖力的演绎，是做不出那个漂亮的局的。原版电影《迫在眉梢》里丹泽尔·华盛顿扮演的父亲，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去劫持医院的，根本没有什么做局的意识。然而，作为改编作品的本片，硬要给主人公戴上智慧的光环。于是，当父亲朝那名警察开枪时，观众就知道他不会死；于是，当李治廷扮演的市政府秘书长一出场，观众就知道他是反派。可是电影还在不断把这两个烂梗自顾自地翻来翻去，滑稽而不讨好。
除却对第一部奉为圭臬般的言听计从，本片在观点表达上也显得畏首畏尾，不自信，更不自由，哪个群体也不愿意得罪，只好针对不同的立场进行情感投喂。原版故事剑指美国医疗制度，简单直接，其他都是辅助表达。而本片在这时又打算做个“老好人”，于是不得不再一次展开算计。说是抨击官僚体制吧，大反派市长却不过是同样的爱子心切，且表示出相当程度的忏悔；说是讽刺媒体不管不顾吧，美女主持最后简直成了义薄云天的化身；说是诟病医疗系统唯利是图吧，医生达马在片尾那奋力一抗，离超级英雄就差一个斗篷了，连医闹都被感动得放下刀子。最后转了一圈，找不到情感出口，只好又回到父子情深上来，只是为了两个字——安全。然而，这种处处谨慎、八方讨好换来的安全，必然是苍白乏力的，连带着最后拼命煽起的父子情，也味同嚼蜡。
电影续集确实是把双刃剑，一方面可以借助前作拥有相对稳定的观众流量，另一方面也对自身提出了更为严苛的限制和要求。印度版《误杀2》延续了第一集的故事发展，但处理的同样不尽如人意。从各评分网站给出的口碑来看，“误杀”这个IP大概是到此为止了。这不一定是件坏事，在此也希望青年创作团队今后能够放开手脚，把心思和精力从多方权衡的算计投喂收回到创作本身上来，在故事、人物和视听语言上多下工夫，而不是照搬套路和讨好观众。
最后，还想说两句这几年华语电影制作的一个小趋势。以前的生产模式是标准的“大导演小故事”，这几年则呈现出明显的“小导演大故事”倾向。从电影工业的角度看，这样的好处是可以节约前期创作成本，让资金向制作端充分倾斜。但遗憾的是，青年导演对长片的驾驭能力不能让人放心。以本片为例，导演的视听语言技巧可以说相当贫瘠，到处充斥着滥用的慢镜、音效和正反打，显露出粗糙而尴尬的网大质感，用工业化生产当借口是无论如何也搪塞不过去的。